第六百零九章 华工

李谕和梁启超一起拍了张照片,现在李谕很注意随时拍一张做记录。

有了莱卡原型机后拍照方便了不少。上海又建了一座小型光学厂,——就是当初李谕从德国“忽悠”来的,规模虽然不大,但总归是有了。

只不过在光线不好的时候,徕卡原型机拍摄照片效果差强人意。

梁启超又向李谕要了几台无线电报机。

“任公想在上海做个远程军师?”李谕问。

“正有这个打算,我要把其他几台寄到云南。”梁启超说。

“看来您还是觉得光靠纸笔不够过瘾。”李谕说。

“我恨不得现在就去学开枪!”梁启超说。

李谕道:“从军就不必了。”

梁启超非常关心护国军的情况,整个战争期间,他一直实际参与到前线的决策指挥中。

蔡锷作为梁启超的学生,经常发电报询问其军政策略。

梁启超没忘一个关键问题:“这东西保密程度高吗?”

李谕解释道:“保密在于加密水平,国内还没啥截获电报的机构,只要密码稍微有一点难度,就不会泄露军机。”

梁启超说:“这样我就放心了。”

这段时间梁启超会住在上海租界中,远程关注云南前线。

护国战争整体打得比较顺,尤其后来贵州、广西等地加入后,形势基本上彻底倒向了护国军一方。

再加上一帮北洋高层公开反对袁世凯,老袁同志可谓众叛亲离,山河日下。

所以没啥好担心的。

李谕还是专心去大同大学开几场讲座。

最近他联合一群学生动手搞了个新专利——镁光灯。

就是照相用的闪光灯。

此前闪光灯用的是镁粉(同时加有氯酸钾和硫化锑等做成混合粉末),镁在通电后,与空气中的氧气发生氧化反应,产生强光,照亮被摄体,同时产生大量烟雾,所以早期一直称呼闪光灯为镁光灯。

黄飞鸿系列电影中,十三姨曾经用这种灯拍过照片,还吓了黄麒英一跳。

但它有个让人很头疼的问题,就是那团烟雾。

李谕带领学生准备开发出闪光灯泡:原理不复杂,就是将铝和镁缠绕的灯丝放置在充了氧气的灯泡中,然后通过电子打火点燃。不仅避免了烟雾,而且小巧方便很多。不过这种灯泡仍然是一次性的,使用完后需要更换。

但对于一些流动场景,来不及架设笨重的照相机时,小型便携式相机加便携式镁光灯就可以派上用场,所以它只要一经推出,绝对可以把镁粉彻底替代掉。

李谕后续把这项专利先注册在京城,然后再注册到美国。

一战有挺多战地记者,对闪光灯的需求小不了。

通过这项专利,能让学生赚到一些钱(可能会不少),同样能让他们感受到科技的魅力,继续投身于发明创造中。——比搞数理科研简单一些,也比较有实际意义。

他们花了一周就完成了实验,并且做了很多样品,通过测试挑出最好的配比。

李谕同他们一起测试时,一名学生找到李谕,询问道:“校长,我能不能把这项发明带去法国?”

“法国?”李谕一时没反应过来。

那名学生说:“不久之后我将前往威海卫,与众多华工共同登上前往法国的轮船。”

“原来是这样,”李谕知道一战华工的事情,“你是作为翻译?”

“是的,”那名学生点点头,“正好我想去法国学习学习西洋艺术。”

李谕说:“还没问你的名字。”

“我叫郭应麟。”学生说。

“祝你一切顺利,”李谕说,“法国前线堪称绞肉机,协约国与盟国已经积蓄一整年,马上就要爆发决战。”

郭应麟说:“我们就是做做后勤,不会上前线。”

“那也要注意安全,子弹不长眼。法国有勤工俭学会,我会给他们发电报,照应好你们,”李谕说,然后直接送给他一部便携式照相机,“在欧洲时记录下华工的事迹。”

郭应麟双手接过来:“我本来就想用笔画下来,如果用相机更加真实。”

1916年是一战最血腥的一年,凡尔登绞肉机与索姆河绞肉机都在这一年,法国拼得非常惨,号称毁掉一代法国人的就是其中的凡尔登战役。

这一年后,英军取代法军成了西线主力。

目前双方在法国前线陈兵四五百万之巨,都准备一击击溃对手。

而随着大量青壮年劳动力被征调上前线,后方的工业、农业、运输业随之出现人手严重短缺的现象,急需从国外输入大量劳动力,以维持战争和生产、生活的正常运转。

北洋政府离不开英美的支持,但又没有能力参战,于是梁士诒提出了一个极其精明的外交策略:以工代兵。

梁士诒这一招挺有智慧,因为以民国的国力,根本不可能派遣部队直接参战,单单后勤费用就拿不出来。如果以工代兵,不仅有实质性作用,解决英法燃眉之急,还容易为协约国所接受;华工拿英法给的工资,北洋政府不用掏钱,同时能够获得战胜国的种种权利。

虽然有些理想化,如北洋政府在战后可享有与英法列强同等之权利,——想想就不可能。但从实践过程来看,以工代兵的谋略不失为民国外交的最佳选择。

在这一指导策略下,15万华工奔赴西欧战场,在一战史上写下了光彩照人的一页。

这并非华工第一次出洋,此前华工在俄国的成绩非常耀眼,可能就是因为此前的优秀表现,让英法乐于在中国招募华工。

按照英法给的合约,华工需要出国工作五年,每天最多工作10小时,可以获得5法郎日薪,差不多相当于两块大洋。

其中一半用于支付食宿、医药,www.youxs.org,也就是一块大洋。

这个收入水平,对于广大农民来说可以说非常有诱惑力(如果给的少,也没人愿意跑那么远,还是交战区)。

此时国内的一些在上海、天津等地的高级职员每个月薪水大概四十来元;普通工人辛苦一个月也就十来块大洋。

华工大部分在山东招募,民国时期山东发生过好几起灾情,很多人家里非常困难,所以在被通知后,报名十分踊跃。

这些华工中大概有4万受雇于法军,10万受雇于英军,还有1万此后受雇于美军,分散在100多个营地工作。

从后续的表现看,华工相当不错。他们从事的都是艰苦繁重的工作,如挖掘战壕、修筑工事、野战救护、战地通讯、掘埋尸体、清扫地雷、筑路架桥、解运粮草、装卸给养、制造军火、森林伐木、开采矿山……但凡战争所需,华工几乎无所不往、无所不为。

甚至在索姆河战役,坦克登场后,华工还要修坦克。——最开始英军不允许外国人接近坦克,毕竟这属于高级机密。

但后来他们发现华工修理坦克比英国工人还要快,所以就有了三个华工团专门为英军修理坦克。

华工勤劳勇敢、不畏艰险、不怕牺牲的精神很快就得到协约国军队一致好评。协约国联军总司令法国元帅福熙曾说:“华工是世界一流工人,也是出色士兵的材料。他们在现代炮火下,可以忍受任何艰难,保质保量完成各种任务。”

此后的巴黎和会三巨头之一、英国陆军大臣、首相劳合·乔治,在他的《战争回忆录》中也大赞华工:“华工个个强壮如牛,你会吃惊地发现,有的华工夹起重达三四百磅的一大块木材或一捆卷铁板健步如飞,好像这些重物轻如普通石块一般。”

众所周知,一战是战壕的战争,而华工是挖战壕的绝对好手。英国外交部有一份报告指出,如果把一个印度人、一个中国人和一个英国人放在一起比较,中国工人挖战壕的效率是印度人的两倍,比英国人还高。

这是英国人自己说的,不是故意抹黑阿三。

华工大部分不懂英文和法文,所以又挑选了400名充任翻译的学生。按道理400个翻译不太够,但实在找不出更多了。

好在留法勤工俭学会帮了不少忙,他们在法国协助创建了一些学校,教授华工识字读书。

英军对华工的行动限制极多,与军事管理无异。英国当局从来不认为华工与英国人在人格上是平等的,坚持强硬政策,禁止华工与欧洲军人或平民往来。

相对于英国人高高在上的种族主义,法国人对华工歧视较少,法军官对手下的华工态度比较民主,对华工的生活习惯也较为关切。

话说还有不少华工和法国女子结了婚,并且很大一部分是法国女人倒追的华工,最后大概有三千人留在了法国,成了早期侨民。

总之华工不仅为北洋政府在巴黎和会上争取到了巨大的谈判筹码,还激发了留法热情。

后续留法学生里可是出了不少超级大人物。

这些人不同于曾经的留学生,——过去留欧费用高得可怕,留学生大都是富家子弟。

而一战后很多留法学生出身没有那么富贵,他们大多要勤工俭学,所以深知生活疾苦。一战也算第一次大规模打破了留欧学生属于有闲阶级的传统。

上海学生较多,义务赴法的不少,大同大学便有数十名,李谕自然支持。

他对郭应麟说:“你告诉所有赴法学生,临走前去校务处每人领取200大洋。此后我会通过留法勤工俭学会定期汇款。”

郭应麟感激道:“校长不用担心,那边会管吃住。”

李谕说:“我是希望你们再开拓点视野,这些钱肯定用得上。”

郭应麟不再推辞:“一定不负校长所托。”

李谕说:“都是自家学生,应该的。”

几天后,上海的赴法学生一起聚集到码头,准备乘船前往威海卫。

他们会与华工一起先乘船前往温哥华,然后乘火车到达美洲东海岸,继而坐船去法国。

虽然经过苏伊士运河抵达法国马赛也是条重要航线,但是地中海早就被德国潜艇封锁,非常危险。

码头上,李谕亲自前往送行,还见到了任职于威海卫华务司的庄士敦。

“李谕先生,我们又见面了。”庄士敦打招呼道。

李谕同他握了握手:“庄老师,你好。”

庄士敦说:“老师?”

李谕说:“老师是个尊称。”

“感谢您的尊敬,”庄士敦说,“总不会李谕先生也要亲赴欧洲?”

李谕说:“我不懂军事,更不擅长弹道计算。”

庄士敦说:“此前您可是在北洋的学校教授过测绘学。”

李谕没想到他连这个都知道,于是说:“理论与实际差得太多了,而且我更多偏向于数学方面的教学,其实关键是我不会为外国军队效力。”

“先生不去最好,”庄士敦说,“从传回的讯息看,那里已经成了人间地狱。前线部队损失非常惨重,此前与泰坦尼克号一起建造的几艘大船,如不列颠尼克号、毛里塔尼亚号游轮全部被军队征用为医疗船。我从私人渠道获悉,船上的很多伤兵情况十分惨,大量需要截肢。”

这时候的截肢手术不用再多形容。

李谕说:“真正的噩梦只怕还没有到来。”

庄士敦也忧心忡忡:“德国一点没有败退的意思,不知道战争何时结束。”

李谕说:“如今护国军与北洋军也打了起来,很多事情不能做得尽善尽美,希望英方能够对华工和学生友善一些。”

庄士敦说:“先生不用对此担心,前线需要的是强壮健康的工人,他们不会受苦,毕竟不是百年前的奴隶贸易。只不过长达一个多月的旅途会有大部分时间漂在海上,晕船难以避免。”

实际上路途中由于疾病和德国潜艇的攻击,还是死了三千余人。

华工的事迹非常可歌可泣,一战后,大约有11万服务于英法的华工历经磨难,最终回国与家人团聚。

未回国的3万多人中,有近两万死于战火或疾病,其中有名有姓的1874名华工的尸骸,埋葬在欧洲的69座公墓中。

上一章目录+书架下一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