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新听了江藩的话，起身在屋里走了几步，他一把拉开门，凛冽的寒风扑面而来。阿妙看到赵新穿的少，连忙进屋取了大衣，踮着脚披在了他身上。
赵新盯着阿妙，把对方看的都不好意思了,脸一红低下了头。此时只听他缓缓道：“江先生，有一位圣贤的话你一定没听过。”
“哦？江某虽不敢说阅遍天下书，可自问‘三坟五典八索九丘’却是看了的。请问赵王，不知是哪位圣人，所言为何？”
《尚书传序》中说，伏羲、神农、黄帝之书,谓之三坟。少昊、颛顼、高辛、唐尧、虞舜之书，谓之五典；八卦之书，谓之八索；九州之志，谓之九丘。
“三坟”的“坟”，其实是“大”的意思，所以《三坟》据传是阐述大道的书。
“五典”的“典”其意为“常”，也就是五常，即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五种行为准则。
“八索”就是八卦，比喻《易经》，不懂《易》，也就更不懂算数天文。
“九丘”则是介绍华夏上古地理的典籍，也就是舆地。
江藩的口气很大，他也的确有这个资本。他年少时便授业于经学大师惠栋、江叔沄、余古农。博综群经，尤熟于史事。十八岁编写《尔雅正字》，后又写《周易述补》。历史上他编写的最有名的著作就是《国朝汉学师承记》、《国朝宋学渊源记》和《舟车闻见录》。
“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历史的真正动力。”
江藩敏锐的注意到赵新说的是“人民”而不是“民人”，随即拱手道：“哦？敢问赵王,何谓‘人民’？”
“第一个‘人民’，是指天下所有的人,不分帝王草民，不分贤愚。第二个人民，是说创造了这一切的人。孔孟、诸子百家、你、阿妙、尹兵卫、扫大街的、打更的等等，还有外面那亿万耕地织布、开动机器的人。没有这些人的劳作，所谓的圣贤什么都不是！”
一旁的阿妙和尹兵卫听到赵新将自己二人和孔子孟子相提并论，都惊讶的望向赵新，心说自己怎么能跟圣人比肩？
江藩长叹一声，冲赵新深施一礼，拱手道：“赵王为何不提自己？如今北海上上下下，若无赵王苦心经营，何来今日？”
“我？”赵新摸了摸阿妙那乌黑的头发，淡淡一笑道：“我只是个偷机取巧的罢了。”
说罢，他让阿妙关上门，走过桌案，坐下后对江藩道：“江先生，我知道你们在担心什么。科举么，我暂时不打算废除。”
江藩听了这话顿时心中大喜，他说了半天，主要的目的就是这个。
“不过，”赵新目视江藩，看到对面面露诧异后才道：“北海镇这个体系的官员绝大部分不会走科举，各级的行政主官更不能是只懂四书五经，不通经济民生、养着一帮师爷衙役、麾下奴仆成群，只知一味捞钱的封建官僚。”
江藩的脸色变得很难看，他明白这是士绅官僚的通病，自古如此。真能像张居正、海瑞、于成龙那样一心铺在民生经济上的官员少之又少。
“以后北海镇的科举考试里，不管是哪一级，都要加一项策论考试。经济、法律、地理、数学、化学等等各出一题，士子自选答之。考试通过后，还需要进行至少两年的专业对口学习，才能从事事务官的工作，事务官干过几年，才能为政务官。”
江藩顿时长出一口气，心说赵王这大喘气真是吓死人。策论嘛，这个简单。像焦循那样的，肯定选数学；洪君直搞不好就会选地理。
至于中了之后还要进行专业学习，这个更是应该。
秀才还要经过贡生的阶段，过了“科试”才能考举人；就算是庶吉士还得进翰林院学习好三年，时不时就得来场考试，不经坐馆不得任职地方。
只听赵新继续道：“捐官这种事在北海镇是肯定不会存在的。”
江藩脸色顿时涨的通红，兴奋中向着赵新一躬到底，起身道：“此政大善！”
其实赵新思考了这么多天，主要就是在想如何对待科举。
这玩意根本不可能一下废除。且不说科举制度对于士人群体具有的特殊意义，而是儒家文明一直是通过这种形式，才能代代薪火相传，并最终塑造了后世的华夏文明。
既然想成为工业化国家，那么绝对专制就是第一个无法逾越的门槛。在这一过程中，必须要确立国家建设的信仰基础。
与另一时空里被迫近代化的满清不同，本时空的北海镇根本绕不开的是，儒家文化目前处于最为鼎盛的阶段，其价值信仰系统深入人心，完全不存在认同危机。
晚清之所以灭亡，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传统政治的合法性遭受外来文明的冲击。
不平等的条约破除了“道统一尊”的地位，割断了传统权威生长的核心逻辑，传统的“以德统力”观转为“以力彰德”观。
道统关于权威来源的基本解释是“唯天子受命于天，天下受命于天子。”其中包含的权威生长逻辑链就是“天--天子--天下--华夏--四夷”。
也正因为如此，处理中外关系的制度安排必然是“夷夏有别”和纳贡制度。纳贡制度是维系“道统一尊”不可缺少的一环，它不仅向世人勾画出一个“以中国为中心的世界图景”，也强化着人们对“天子受命于天”的服从。
如果不分华夷、解除纳贡制度，则“天子受命于天”而“威服天下”的逻辑就不完整。其进一步的影响便是既然“夷”可以不从夏，天下又何必从于天子呢？
如果说，由传教士引入的西方宗教和自然科学对道统一尊的解构还多少带有理论上的味道，那么，不平等条约的签订无疑使这样的挑战变成了现实，并具有了法律效力。
问题是北海镇是个怪胎！
从文明上讲，赵新他们引入的其实就是外来文明，只不过没人知道；而从人种上讲，赵新他们是中国人而非西洋人，所以也就不存在亡国灭种的问题。
所以这事就很麻烦了。
赵新不想遵循就有的朝贡体系，那么就意味着自董仲舒以来确立的“君权神授”理论的崩溃。北海镇以工业立国，则意味着“尚礼义不尚权谋，在人心而不在技艺”的立国之道再也站不住脚。
这时候如果还要废除科举，则意味着延续了一千多年的“知识权力化”链条被斩断，将使得整个国家知识阶层对国家认同和信仰的崩塌。
然而恰恰在这个绝对专制的时期，从政治上讲，国家是需要知识阶层协助，来建立认同和信仰的，否则就会处处烽烟，防不胜防。
某人说可以搞军政府，以后再改过来。
近代国家的权力体系无非四种，财富权力化、军功权力化、出身权力化和知识权力化，前三者已经被中国人所摒弃，只有知识权力化才算是相对最公平的。
好的不学学坏的？除了满足个人的野心还能有什么？看看另一时空的暹罗和拉美，权力体系一旦固化，谁会允许外人动自己盘子里的奶酪？所有想动的人，要么最后是远遁避祸，要么就是全家死光。
皇帝？皇帝那时候只是一个摆设而已。
所以，重要的问题并不在于科举制是不是应该废除，而在于新式教育体系能不能能替代科举制的选才和教育功能，能不能立即担负起科举制原有的政治整合功能，能不能增强社会结构的弹性并有利于国家对社会的驾驭。
很显然，北海镇目前的教育体系还远远做不到。相对于两亿多人口的大国，近四十多万人的北海镇即使人人识字，也是力有不逮。
别说三十万了，另一时空中，辛亥革命前的新式学堂所吸纳的学生总数近三百万人，而相对于两千万的科举读书人，其社会动员能力还远远不足。乡绅一句话，不管是姓德还是姓赛，全给我靠边站！
清末民初社会有多动荡、多混乱？
当然，也正是因为这种动荡，导致从上而下的政治整合失败，才有了农村包围城市的胜利。
其实古代中国的超大地域为“知识权力化”提供了广阔的生存空间，但是分散化的社会管理成本和小农经济的财政能力限制了知识官僚体制的规模。也就是说，因为小农经济，导致国家财政收入单一化，财政盈余能力太弱。
不是皇权不想下县，而是完全承担不起下县的成本。要不是雍正苦心经营十几年，乾隆继位后又赶上人口大爆发，耕地规模猛涨，就冲乾隆这么打仗，财政根本扛不住。
赵新正是经过长时间的反复斟酌，冥思苦想，跟很多人聊过之后，才弄清了这个问题所在。
而到了这一步，他也终于从一个贪财的“知道分子”，蜕变成了一个初入门径的“政治人”，而要想成为一个“家”，他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江藩离开赵新家后，没有回住处，而是径直去了图书馆。果然，段玉裁、刘台拱和洪亮吉还在那里，连汪中也来了。
将近八万卷、230万页的《四库全书》，即便是一秒钟打印一张，也得需要27天。从这一点来说，赵新收100银元还真是赔本吐血良心价。
听到开门声和脚步不断靠近，段玉裁和刘台拱都没说话，洪亮吉抬头看了看江藩的表情，问道：“谈的如何？”
江藩摘下帽子仍在桌上，用手摩挲了一下脑后的发辫，过了好一会才长出一口气道：“看不懂。”
段玉裁头也不抬的问道：“子屏此言何意？”
江藩没有回答，而是看向汪中道：“容甫前辈，赵王跟您学了多少？或者说，他究竟师承何处？”
汪中摇头道：“惭愧的紧，汪某跟赵王坐下来交谈，拢共不到十次。而其中大部分都是汪某向他请教那些新式学问。子屏你这是怎么了？”
“江某似乎有种错觉，这赵王应该是读过四书五经的。”
“嗯？”这话一出口，刘台拱和段玉裁都抬头看向江藩。
江藩一边回忆跟赵新的谈话一边道：“圣人的话他信手拈来，毫不费力，即便江某旁敲侧击，他也是略一思索就能懂我的意思。可他为什么不以礼义而用技艺治国呢？”
“因为赵王最初起家的人马是倭国流民！”汪中解释道：“知小礼而无大义，畏威而不怀德。带着这样的人去打天下，必要用荀、管之术不可。”
“啪！”洪亮吉一拍桌子，赞同道：“还是容甫兄看的透彻。”说罢，他看向江藩道：“子屏，赵王还说什么了？”
“科举不会废。”
江藩此言一出，顿时语惊四座。连刘台拱都憋不住了，探身道：“此言当真？”
“亲口对我说的。不过，不过赵王说，以后的各级科举考试中，要加一项策论。”
段玉裁拈须皱眉道：“策论？恢复唐制？”
“不。赵王的意思是技艺策论。设经济、法律、地理、数学、化学诸科，每科设一题，士子自选一题解答。譬如君直兄擅长舆地，就可以选地理题；容甫兄擅礼法，可选法律题。”
“若是中了呢？”
“中了之后还要经过两年的技艺学习，方可为事务官，再经几年磨砺，方可为政务官。”
不等众人消化方才话中的内容，江藩继续道：“赵王还说了，”
洪亮吉一拍桌子道：“哎！子屏，你怎么也说话大喘气啊？快说快说！”
“以后再无捐官。”
“好！”
段玉裁颔首道：“卖官鬻爵，贪权窃柄，虽古已有之，可朝廷仅为蝇头小利，滋长贪虐之风，倚杖官身，鱼肉乡愚，稍有人心，为之发指。而当朝大员，以此等官员倚若腹心，用为牙爪，择肥而噬，唯利是图，风俗颓坏至此，终将酿成祸乱。”
在场众人都知道段老头在说谁，和珅呗！至于和珅背后那个，目前段玉裁还不敢说。
卖官鬻爵这种事，从汉武帝时代就有了，目的就是给朝廷创收。然而口子一开，历朝历代就再也没关上过。
正途科举的读书人没办法，又不能明言反对，于是就搞起了鄙视链。一甲不服二甲，二甲自认才高于三甲；而三甲和一甲、二甲则一起看不起“非甲”。
清代的捐纳首开于康熙十三年，因为三藩之乱、收复台湾、平定准噶尔、抗击沙俄等内外战争导致财政紧张，于是明码标价。至于说什么“搜罗异途人才，补科目所不及”之语，纯粹是“既想又想”之举。
历史上自恋如乾隆、节俭如道光、悲催如咸丰，御极之初，都说以后不再纳捐。然而他们当中坚持停捐政策最长者是道光，七年；居中的是乾隆，三年；最短是咸丰者，当年宣布停捐，没等过年即恢复捐纳。
封建时代因为政府行政成本过高，本来就官员不足，结果这一行为更导致很多读书人无官可做。而那些捐官的都按其自身的“潜规则”行事，很少遵循官场应有的职业道德。
说白了就是没吃相。虽说大家都是想“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可人在官场，吃相很重要。
之后，几人一直热烈讨论，甚至把还在上课的焦循三人也给提拉了过来。等众人说的口干舌燥，图书馆看门的过来说“对不住几位，能不能明天再聊”时，大家这才注意外面天都黑了。
于是一帮文人只得结束讨论，先跟着汪中找地方填饱肚子再说。
走出图书馆门外，焦循拉住江藩，好奇的问道：“子屏兄，要是你的话，会选哪一科？”
江藩抬首望向南方，可惜此时天狼星还未升起。于是他在焦循的注视下，用嘶哑的嗓音道：“万里间关马伏波，看书生身手，有力拓弓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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