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8章嘉庆十八年

嘉庆十八年（1813）九月十五日，北京是个晴天。

内阁中书张大镛今日轮休在家，十分悠闲。午后，他和友人驱车前往法源、枣花二寺赏菊，流连于秋景之中，直到日落西山，才与友人分别。然而，这天晚上忽然雷电交加，让他心生不安。

十六日，天气变得阴沉，刮起了大风。黎明，张大镛忍受着寒意，像往常一样入署办公，经过正阳门的时候，他觉察到了异常。官兵们全副武装，神态紧张，如临大敌。走到外东华门的时候，他问一名街兵发生了什么，那名街兵回答：“老爷尚不知耶？昨夜宫中搜杀一夜矣！”

原来，昨日中午，两股匪徒进攻紫禁城。现在，军队进了皇宫，京城大门也关了。张大镛赶到内东华门的时候，大门紧闭，官员们挤在一起，相互打听消息，犹如一群无头苍蝇。

正如恼人的天气一般，人们的心里也蒙上了一层阴云。

当时，嘉庆皇帝还在从热河回京的路上，宫中什么情况还不知道。这群匪徒有多少人？外面没有同党？还会再进攻紫禁城吗？一时间，京城的官民都陷入了恐慌之中。

十七日，天气依旧阴沉。官兵们挨家挨户搜捕匪徒，只要有行踪诡异之人，立即逮捕。京城大门紧闭，消息封锁，人们自觉危机四伏，却又无法获得信息，这使得北京城变成了谣言的温床。

中午，有消息说圣上车驾回京，一位贝勒在东华门楼远望，清空街道，大开城门，结果等了个空。晚上，禁城外有一处喧哗，全城都沸腾了，有人说太平湖交战了，有人说西长安门被攻破了，还有人骑白马奔驰在街道上，大呼“有贼”！等到半夜，才发现根本就没有一个匪徒。北城有一户人家，丈夫当兵守卫禁城，他的妻子听闻喧嚣声，惊恐之下，竟然上吊自杀。

十八日，北风呼啸，驻守的士兵冻得无“人色”。搜捕还在继续，谣言没有止息。不过，有一个好消息传来，官兵在京城附近的宋家庄抓到了一位名叫林清的贼人，据说他就是进攻紫禁城的策划者。

十九日，天终于晴了。嘉庆回到了京城，局面稳定下来。这位颇有志气的皇帝在乾清门颁布了《罪己诏》，称此次事变为“汉、唐、宋、明未有之事”，愤懑之情，跃于纸上。

二十日，嘉庆召集诸位皇子和王公大臣严厉训话，悲愤地说道：“我大清以前何等强盛，今乃致有此事！”

清廷逐渐搞清楚了事由：一伙名为“天理教”的乱民，约定在九月十五日这一天造反。他们兵分几路，分别在河南滑县、山东曹县等地作乱。其中一路，由林清率领，勾结太监，直接进攻紫禁城。

天理教一事本身并不算大，京城内的战斗只持续了一天便结束了。事发的第六天，搜捕行动就停止了，军队也撤出了京城，被抓的贼人相继押往菜市口正法。一切回到了正轨，但人们心底的惊慌与震撼却久久无法散去。

嘉庆皇帝画像。图源：网络

九月二十三日，嘉庆亲自审讯“贼首”林清，想要搞清自己的帝国出了什么问题。

在牢狱中，林清几乎将自己的人生一五一十都交代了出来：家住哪？干过什么？何时入教？何时有了造反的心思？同党有谁？计划是什么？……其中不乏夸张之词，也有为了求饶而编造的东西。不过，和其他要犯的证词一比对，事实就基本清晰了。

嘉庆十八年是乡试之年，天理教一事自然成了在京读书人的热门话题。博取功名者开始思考消除“邪教”之法，说不定就押中了科举的题目。以天下为忧者更关心嘉庆的罪己诏，猜测清廷是否在酝酿一场改革，而自己在其中又能有何作为？后来，有一个名叫盛大士的士人，收集各方信息，写下了《靖逆记》一书，畅销一时。

犯人的供词，军机处的档案，皇帝的起居注，宫中的档案，读书人的笔记……可以说历史给我们留下满满当当的资料去了解天理教。

那是一个隐秘、混乱、不为人所熟知的世界。

明清时期，各种名目的秘密宗教犹如雨后春笋，在大江南北破土而出，形成了一个生机勃勃的民间世界。除了大名鼎鼎的白莲教之外，尚有罗祖、南无、净空、混元、大乘、八卦、青阳、红阳等教，名目繁多，不胜枚举。从名字可以看出，各教派大都改编佛家宝卷，开创教门。

他们被官方敌视，见不得光，不能在庙宇公开活动，也不能大摇大摆举办仪式。多数情况下，一个师父掌握着一部宝卷，带着一帮徒子徒孙，在家里搞点小规模的聚会，传播教义。

上层精英的精神世界很辽阔，心里装得下家国天下，人生不如意了，也可以从艰深的佛理里寻找意义。底层的百姓不通文墨，没什么修身齐家治国的理想，说的话想的事难登大雅之堂，但不代表他们不想说话。秘密宗教给了他们一个在台面下说话的机会。

当时，有一种信仰流行于各教门中。有一个名叫“无生老母”的神，是所有人的祖先。然而，她的孩子流连于红尘，失去了本性，她便派人下凡拯救世界，让孩子们赶紧回归“真空家乡”。

信众们把历史分为三个时期：青阳（过去）、红阳（现在）、白阳（未来）。无生老母分别派燃灯佛、释迦佛和弥勒佛来统治人类世界。现在，也就是红阳时期，“恐怖大劫”即“白阳劫”将至，席卷人间，弥勒佛随之降生，领导人们驱走黑暗，赢得光明。在劫难中，只有无生老母的信徒可以活下来。

他们的世界很朴实，一个悲惨的末日，和一个终结苦难的预言。

得救的仪式则更加简单。信众只需对着升起的太阳，念诵“真空家乡，无生父母”八字经语。复杂点需要打坐焚香，这样便能得到庇佑。

宋朝画作里的燃灯佛。图源：网络

一般而言，教主都是具备“手艺”的人。他们游走于乡里，或者城市的边缘地带，要么行医治病，要么教授拳术，引诱人们入教。行医时，或使用针灸，或使用按摩，或传授盘膝坐功，病人病愈后，多半拜师入教。教拳则能强身健体，可用于帮会斗殴，也是挣命的艺能。

入教和出教都非常随意。想要好处的人找到更灵验的符咒就会离开，畏惧官府的人压力一大就会割席。有的弟子，去了别的村子，发展了另一批信众，他就成了另一个教主。他可能改名，也可能遥尊自己的师父，用一个复合的名字，比如“老君门离卦教又称义和门”，“东方震卦又称龙华会教”。教主去世了，新人上位，也可能改名。一教多名，多教一名，分支无数，芸芸众生，缠绕在其中。

教众之中有穷人，也有富人，有汉人，也有满人，有农村的，也有城市的。因血缘、地缘而形成的密密麻麻的小社会，盘踞在帝国的底层。他们有一个共同点：没有通过科举考试获得过功名。

励精图治的皇帝、忧国忧民的读书人，居高临下审视着社会的角落。在他们眼里，民间宗教是邪教，是秩序的潜在反对者，是社会的恶疾，必须予以清除。

其实，教众们大都过着惨淡的生活，日复一日练拳、吃斋、念咒，盼望着大劫的到来。东边发大水了，西边闹粮荒了，家中没钱财了，这些都可能是大劫的征兆，但他们的日子总能过下去。

直到有一个不安分的人勾起他们内心的恐惧与欲望，告诉他们末世到了，该去挣得光明。

林清，这个震动京城的人，本质上是一个流氓。

他在京畿附近的宋家庄长大，小时候学会了读写。17岁时，他做了药铺的学徒，有了一些看病的本事。他做过伙计，当过更夫，开过茶馆，当过衙门的书办，做过长随，也搞过一些小生意。天南海北都闯过，去过关外，也到过江苏，最常待的地方还是京畿一带。

他身上有一堆臭毛病，嫖娼、赌博、酗酒，像贪污，诈骗之类的坏事也做了不少。稍微赚了点钱，就立马挥霍光，然后找另一份工，如此循环往复。没钱，没长远打算，却消停不下来。

这样的人与秘密宗教，可谓是相互吸引，天生一对。

教门里鱼龙混杂，崇尚互助。在这里，流浪之人可以有归属感，好事之徒可以凑热闹，林清两者兼是，自然如鱼得水。最重要的是，教门给了林清一个可以敛财的组织结构，和一个清晰长远的奋斗目标。

另一方面，林清心思活泛，能说会道，识字，懂点药草，是传教的一把好手。广大的教众分布在农村、城市的各个角落，安土重迁，而正是林清这样的人，才能打破底层百姓的封闭性，把他们联系在一起，看到自己的力量。

当时，京畿一带教门众多。刚开始，林清加入了荣华会，平日里朝拜太阳，念念符咒，还要躲着官府的查抄。渐渐地，他的野心越来越大，赶走了原来的教首。他自己说，是因为他“会讲”，别人便要他当教首。站稳脚跟之后，他便迅速和其他教派联系，统一、吸纳、整合了京畿附近的白阳、青阳、坎卦等教。

林清的口才了得，他劝人入教，交种福钱，承诺一倍还十倍，也过上了舒适的生活。然而，教派的潜力还有可挖掘之处，他也不想就这样混下去，正如他对弟子说的：“无福做太平百姓。”

嘉庆十六年（1811），已经是白阳教首的林清南下豫北，结识了滑县人李文成和冯克善。李文成懂点天文，能说会道；冯克善是个拳师，野心勃勃。三人都是不安分的性格，热衷于统一周边的教派。此后，林清多次南下，兜售他的符咒和观点。有一次，李文成在“讲论”中引用林清的观点，战胜了自己的师父，得到了师父珍藏的经卷，夺取了教权。

林清和李文成将他们的观念融合在一起，建立了一个新的八卦教组织。林清手底下叫坎卦教，他是大家信奉的领袖；李文成新得的教派为震卦教；冯克善被拉入三巨头之中，是离卦教主。

随着权势越来越大，林清将触手伸向了一些落魄、失势的上层人士。

嘉庆初年，旗人的生活日益困顿，就连官员之家也不能幸免。有一位汉军旗人名叫曹纶，家徒四壁，出外当差仅穿一件破旧长袍，在家衣不蔽体。林清在江苏与曹纶相识，两人同为在外打拼之人，一见如故。

嘉庆十二年（1807）春，曹纶患病卧床不起，一日忽闻叩门声，开门一看竟是林清。林清热情地说：“曹公子一寒至此，清虽薄于力哉，然通财济乏，义也。”立马就拿出白金数镒。曹纶感激涕零。不久，林清又派人送来衣物。曹纶病愈后，两人结为兄弟。此后，曹纶生活上如有困难，林清全力资助。

嘉庆十六年（1811），曹纶被擢升为独石营都司，前去拜见林清，抱歉一直没能还钱。林清故弄玄虚地说：“清之财皆君子赐也。”曹纶不知何意。林清屏退左右，对曹纶说：“仆少孤贫，因遇异人授神术，凡求无不立至者，乃渐丰于财。今传授日众，众推为坎教教主，领八卦九宫。”随后，林清提到有好事者说自己聚众招摇，试探曹纶的心意。

事涉秘密宗教，曹纶自然犹豫，思忖再三回答道：“纶虽不才，岂为负恩不义之人哉？安有拯救于贫乏垂毙之时，不知所报，而反相陷害者乎？愿吾子勿复忌。”

随后，林清教授八字真咒给曹纶，说可以摆脱贫穷。过了很久，曹纶发现符咒不灵，有教众告诉他要亲自向教首跪拜，才会灵验。于是，曹纶带着儿子到宋家庄奉林清为师。

林清结交曹纶，是想利用曹纶的职权谋私，比如借兵丁之名入城买米。曹纶也是出于感恩和求富的双重心理，才与林清越走越近。后来，林清想要邀他参与谋反大计时，曹纶身为朝廷四品命官，却还在观望，“谓事成可得大官，事败亦不至干累及己”。

大约同一时间，太监刘得财也入教了。太监们并不是孤立地生活在皇宫之中，相反，他们与自家亲戚都保持着密切的联系，是皇宫与乡村之间的纽带。刘得财入教之后，常常哄骗一些下层太监拜师，告诉他们入教不吃酒，不耍钱，还有钱拿。有两个太监每月初一都能领到一两银子。

最令人惊讶的是，清朝宗室海康也加入了林清的教派。这些人的加入，使得林清的野心越来越大。

清朝太监的真实样貌。图源：网络

我们无法确定林清究竟是何时有了造反的心思，以及天理教之名是何时正式确立的。在林清统合八卦教的时候，反叛之势就已经在酝酿了。

站在人生前所未有的巅峰，林清或许想要效仿白莲教的前辈，谋一番惊人的事业。他向弟子们宣称，红阳大劫已经迫在眉睫，“白阳当兴”。他不想只用麻木的欲求刺激教众，而是直接告诉他们末世来了，该去解救自己了。

林清大力扩张教众的人数和孝敬的钱财，承诺这些捐献会在将来带来回报。“每钱百文，许地一顷，粮食数石，许给官职。填注号簿，并开写合同、纸片，交与本人作据。”朴素的敛财手段。

他与李文成、冯克善三人结拜，自称天王、人王、地王。朴素又古老的结盟方式。

李文成自称“李自成转世”，是未来的统治者。而林清是弥勒佛转世，在人王统治的时期，如同孔圣人一样，相帮李文成。一个皇帝，一个圣人。朴素的政教体系。

林清还嫌自己的头衔不够多，又说自己是“太白金星转世”，又自称刘姓“转世”，教众们皆尊他为“刘老爷”，还作了一首诗：“专等北水归汉帝，大地乾坤只一传。”

人越多的地方，通行的真理就要越简单。劝说精英造反，或许要晓以天下大义，或要搬弄经典。但对于一群没读过书，又对未来充满恐惧的人来说，一份富贵的许诺，一个法力无边的神仙，一个厉害的姓氏，足以将他们捆在一起。

嘉庆十八年（1813），风声已经放出去了：大劫就要出现。孤立的各个教派联合在一起，教首聚在一起商议大事，信众们深入民间，尽可能招徕新教徒。这一年无疑是一个好机会。直隶、河南、山东三省交界的地区，连续两年遭遇旱灾，许多田都荒废了，饥荒也在蔓延。正符合末世的景象。

这一年七月，林清、李文成等人相聚河南道口，共商大计。

当时，林清得到了一部宝卷——《三佛应劫统观通书》，里面有一句“八月中秋，中秋八月，黄花满地开放”。于是众人商议八月十五举事，可是清廷颁布的《时宪书》中竟没有闰八月，起义日期便改成了九月十五。

道口会议上充满了热烈、乐观以至于诡异的气氛。每一伙人都得到了一个目标。林清攻进北京，李文成占据河南滑县，冯克善夺取山东。起义当天，众人头上要扎白巾，暗号为“得胜”，每杀一个人，便要喊一声“得胜”，就能获得力量。山东、河南起义成功之后，便立马支援北京。

很显然，他们无比相信城市会被攻克，清兵会被击退，林清甚至夸下海口：“我们据了京师，不怕皇上不到关东去。”

其实，就在众人展望末世之后的美妙世界的时候，起义之火就已经身处巨大的危险之中了。

七月，在山东的金乡，天理教徒的聚会被发现了。县令很快就写了一份报告，一层一层地递交上去，还到了巡抚手中。两周之后，得到命令的知县抓到了人，也知道一群人准备造反。这个知县要乡绅做好准备，警惕叛乱，也加大了搜捕的力度。

天理教的保密工作非常差。住在乡村的士绅看见亮着的灯火和密谋的身影，铁匠报告有人正在大规模打造兵器，胆小的百姓听到亲戚朋友谈到起义立马告发……事实上，起义之前，很多人都觉察到了叛乱的火苗。

祝现是林清的徒弟，他一家是正蓝旗的包衣，归豫亲王管。他参加邪教的事情很早就被家人察觉，甚至整个造反计划都知晓了。他有个在豫亲王府做雇工的侄子，立马告诉了王府的护卫，王府护卫说这事不归他管，但还是报告了王爷。亲王知道后，并不相信。

后来，侄子又找了一个在教中的族人祝瑞，写了一份证词，准备上交给亲王。祝瑞自觉处境尴尬，磨磨蹭蹭不肯行动，他妻子告诉他：“你能做的就是告诉王爷。如果告发成功，那么一切都好。如果不成，我们最好逃走。”于是，祝瑞骑着自家的驴慢慢进城，等到他告发的时候，紫禁城已经陷入了内乱。

清廷的体制并非闭目塞听，有太多渠道能够提早获悉叛乱，而臃肿的机构实在缺乏效率。即便成功遏制叛乱的金乡县令，反应也不能称之为迅速。

八月底，河南滑县的天理教徒在铸造军械武器的过程中走漏了风声，知县率兵偷袭，李文成等人猝不及防，被捕入狱。李文成的部下被迫提前举事，救出李文成，迅速攻占了滑县。

就这样，天理教起义提早发动了。

天理教起义非常仓促。图源：影视剧照

河南滑县陷入兵火的时候，林清的小分队正磨刀霍霍。

他的麻烦主要来自于内部。

九月十二日，教徒们分成小股，装成行商小贩，带着白布和武器，进入京城。有人还没看到紫禁城巍峨的高墙，就心生胆怯了。比如林清的手下李五，本来要带70人，准备了五十把钢刀，结果只有40多人进城。有一对退却的兄弟在供词中说道：“我们弟兄两个商量，如不应他，他必将我们杀害，暂且应允再商量吧。九月我们实没有到林清家去。”

有头领在最后一晚对众人说：“此事去也是死，不去也是死。若能得手，众人皆有富贵。”很多人一进北京就吓破了胆，越想越怕，时不时停下来喝酒壮胆，找借口推脱。九月十五日那一天，到了东华门和西华门的人只有100余人。

紫禁城平面图。图源：网络

到了正午，东华门有两个太监走向宫门，起义者拔出武器，快步冲向宫中。当五、六名起义者冲进去的时候，守门官军毫不费力地关上了大门，其他人被关在门外，只能疯狂乱窜。很多人把白布和刀丢在路旁，狼狈地逃到林清所在的宋家庄。可见起义之草率。

进去的人没有退路，搏命乱杀，他们只能期待找到西门的队友。但终究人数不济，悉数被擒。

西华门倒是冲进了五六十人。他们关上宫门，以拒官军，同时爬上城楼，插上白旗。一批精锐向皇帝居住的养心殿进发，与宫中的护卫展开了激烈的白刃战。宫里的皇子、格格、后妃等在听到消息后，无不抱头逃窜，乱喊乱叫，宫里顿时陷入一片混乱。

有三个起义者翻越宫墙，想要跳入墙内。皇子旻宁，也就是未来的道光皇帝，立马叫随从取来腰刀、鸟枪，等到枪来，对着一名攀墙的起义者开火，击中一人，还有一人掉了下去。旻宁跑到另外一个院落，看见一个举白旗的首领，再次开枪击杀。

很快，清军的火器营赶来，在隆宗门与这群不知天高地厚的起义者激战。起义者走投无路，分散躲了起来，其中有一个太监假装做事，竟然直到几天后才被揪出来。到了这时，大局已定，起义者一个又一个被俘虏，有人选择了自杀。只有几个人藏得好，趁着天黑，爬上宫墙，侥幸逃了出来。

清人画《平定安南战图》中就有火器营的身影。图源：网络

装备差，没经验，人数少，天理教起义从一开始就不可能成功。进了紫禁城的天理教徒不是被杀，就是被俘，逃出去的也都被抓了。他们不足百人，却打死了100多名宫廷护卫，也算给这场儿戏一般的起义增添了几分悲壮的色彩。

随后，林清被捕，京畿各地都在搜捕天理教徒。另一边，清军全力围剿河南、山东地区的天理教起义军。

起义军占领滑县后，杀戮官员，屠杀富户，囤积粮食，吸纳叛乱者，安抚城内居民，滑县一下从一万人变成了六万人。起义军时常劫掠乡村，那里有非常多乡绅已经组织起兵力，进行抵抗。由于天理教认为信教者才能得救，所以他们不克制使用暴力，而且劫掠之后，会产生一大批饥民，反而扩充了自己的队伍。

对于一些投降的地区，天理教“并不烧杀，邀买人心”，只要他们同样举起白旗，反抗朝廷。可是，这些人在清军到来之后，往往逃生，甚至还会主动帮助清军剿灭起义军。

最大的问题是，起义军毫无战略思维，在受挫之后，往往不知道干什么，遭到打击之后，只知道采取守势，最后被围困。

十一月初，李文成率领部份队伍出击山东，留下一支队伍守卫滑城。清军在滑城外建立炮台，“掘地道”，还将林清首级悬挂于营帐外，威慑起义军。起义军不为所动，屡挫清军进攻。守城的一名战士轻蔑地向敌人喊道：“欲破我城，须精兵二十万！”官兵射中他的左臂，那名战士拔下箭矢，依然奋勇。正当起义军集中全力抗击扑城之敌时，一声巨响，西南和西面的城墙被清军轰坍了一大段，清军从缺口攻入城内，经过几个时辰的战斗，才拿下滑县。

李文成那一支突围的军队，同样被困住。有人以丰厚的赏赐引诱李文成投降，李文成高呼道：“李文成在此，欲杀即杀，断不肯降！”最后举火自焚，数十名战士拥抱自己的领袖，与李文成一同从容就义。

十二月中旬，天理教起义告终。

天理教起义并不是一次成功的起义，但它给清廷的震撼，尤其对嘉庆的心理冲击，不可谓不巨大。

嘉庆即位之初，国家权力依旧操持在乾隆手里。出于后见之明，我们知道清帝国的盛世已经在走下坡路了。生齿日繁，人口危机浮现，一亩田地要养活的人越来越多。科举也渐渐僵化，考生越来越多，考上的人却越来越少。

嘉庆四年（1799），嘉庆以雷霆之势杀和珅，抄家产，整顿吏治。嘉庆九年（1804），白莲教之乱平定，嘉庆也有了可以夸耀的武功，他并没有把人心的变动当一回事，只觉得这是一场叛乱罢了。

和珅。图源：影视剧照

嘉庆十六年（1811），嘉庆亲自撰写了一篇《守成论》。文章里说，汉、唐、宋、明到了中期全都在走下坡路，问题就在于君主自作聪明，变更成法，所以臣子贪功冒进，百姓浮躁，最后导致家国衰亡。嘉庆其实意识到了帝国潜在的衰落，便想将已有的繁荣延续地更久一点，所以甘心当守成之主。只要不再出和珅这样的大贪，只要皇帝以身作则，那么盛世为什么不可以持续呢？

天理教起义是一记响亮的耳光。伤害性不大，侮辱性极强。

嘉庆满怀悲愤地颁布清朝第一份《罪己诏》，其心情可见一斑。就像是一座营造了多年的宫殿，勉励维持其光鲜亮丽，没想到一朝倒塌，露出了残破不堪的内里。

在《罪己诏》中，嘉庆提到了“因循怠玩”的问题。文武官员的推诿塞责，庸碌无为，不思进取，导致了紫禁城被攻击这样的奇耻大辱！与其说是罪己，倒不如说以己之身代众臣之过，实则还是在怪众臣。

天理教事件发生的五天内，他就斥退了六位大学士的三位和六部的三位尚书。一场甄别各级官员的行动也开始了，上至督抚，下至县令，全都整顿一遍，这一行动一直持续到嘉庆十九年（1814）。“守成之君”开始了大刀阔斧的吏治整顿，近乎一场“维新”，恐怕他也意识到，再不改革，国家有可能衰亡。

这是一位正值壮年且握有大权的君主，在国内外相对安定的情况下，自上而下进行的一场变革。比之鸦片战争之后的诸多变革，一无外敌窥伺，二无太后掣肘，可谓是天时地利尽在手中。然而，这场变革还是失败了。

嘉庆并没有遭到猛烈的反击，反而像陷入了沼泽中，四周都是绵密的吸力，将他拖入泥沼之中。他想要解决官员的不作为，却被官员的不作为给打败。

嘉庆二十五年（1820），朝中发生了兵部大印失窃案。经查，一名皂吏为了儿子娶媳妇，方便花轿穿过衙门直通街外，竟然在兵部大库后面开辟出一道新门。此事在半年之前发生，兵部人员来来往往，竟不能发现。嘉庆又想起了如梦魇一般的天理教之变，直斥大臣“良心何在”。

这一年，正是嘉庆去世的一年。至死，天理教的阴影都笼罩在他头上。嘉庆十八年（1813）九月十五日，北京是个晴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