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后说的果然还是治国之道，天下，那要怎么治？
林柰忽然想起“商鞅变法”！
“当今状况，想要治理天下，就必须要以法治国！”林柰脱口而出，“因为商鞅变法的核心就在于，以法治国。”
“愿闻其详！”皇后见林柰如此有斗志，便笑着问，安静地听她说。
“根据变法的紧迫程度，商鞅变法分为两次进行，第一阶段的主要内容集中在奠定法治根基和增强国力上：一、为法治立信，国无二法，法出必行；二、轻罪用重刑、推行连坐法、严禁私斗，快速改变秦国治安状况；三、废除世卿世禄制，废除奴隶制，制定新的二十级军功爵制度，鼓励竞争，扩充人才来源；四、重农抑商、鼓励垦荒、推行统一的税收制度，保证稳定的粮食供应；五、禁绝儒家学说流布，稳固法治根基。”林柰把记得的一口气说完。
这一阶段的变法取得的成果，在死对头儒家的笔下，也获得了“秦民大说（‘说’通‘悦’），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家给人足。民勇於公战，怯於私斗，乡邑大治”的高度评价。
她缓了缓，继续道：“等法治根基稳固之后，便可以进行第二次更为深彻的变法：一、彻底废除井田制，继续鼓励垦荒，实行土地私有制；二、彻底废除分封制，推行郡县制，治国权力归国家所有，坚决实行国无二法；三、统一度量衡，规范市场行为；四、移风易俗，禁止戎狄风俗和聚居风俗；五、实行小家庭制，重视人口普查，鼓励生育，扩大税源。”
在二十年变法大成之后，秦国一跃成为山东六国的公敌，此后百余年奉行法治，最终一统华夏。
于此同时，在韩国进行的“申不害变法”，以君主权谋为核心，以法令为手段的变法，短短十余年便宣告失败，对比之下，高下立判。
此后燕国的“乐毅变法”、楚国的“屈原变法”，都是在商鞅变法的框架下进行的，但是由于缺少法治土壤，乐毅变法昙花一现，屈原变法无疾而终。赵武灵王胡服骑射的改革也是人治之变，长平一战，再无抗衡之力。
因此，她是很赞同可以尝试商鞅变法，即法家的思维！
当然，单单以结果就断言商君为唯一彻底的法家，自然过于片面，有此论断更在于商君时期的秦国法治具有几个特别之处：
一、商君时期的秦国做到了国无二法，作为君主的秦孝公也不能干预秦法，不能法外施刑，也不能法外施恩，这就是《商君书·赏刑》中的“有功于前，有败于后，不为损刑。有善于前，有过于后，不为亏法”。这一点仅在孝公和商君时期做到了，秦惠文王默认老氏族擅杀商君，便破了此条，所以此后即使秦国也没有彻底的法家了。到了秦始皇时期，皇帝的诏令开始凌驾于秦法之上，已经是对秦法的极大破坏了。
二、商君时期的秦法做到了真正的依法治国，行法不诛心，法令颁布于前，违法后按律查处。《商君书·开塞》中有“故王者刑用于将过，则大邪不生；赏施于告奸，则细过不失。”这里的“将过”并不是诛心滥刑，而是说在民众违法之前颁布法令明文禁止，就能有效预防犯罪的发生；鼓励对于犯罪行为的举报，则能保证轻微的违法行为也能受到应有的惩罚，同样能够预防犯罪的发生。这一点在《云梦睡虎地秦简》中仍有证明，到了秦始皇时期，仍旧有上诉重审后推翻原判的具体例证，可见秦法是十分尊重证据的。
三、商君时期真正做到了刑无等级，天子犯法与庶民同罪。自古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为华夏通例，贵族被杀基本只有一个原因，就是得罪君王一言而杀，与法令无关。商君时期依法刑治的身份最高的人是秦孝公的庶出兄长、秦惠文王的首傅嬴虔。其地位相当于汉朝以后的亲王，历朝历代除了皇帝，基本没有做到依法刑治亲王的。
四、商君的普法工作为绝无仅有。不仅是华夏大地，放眼世界，能够将普法工作做到人尽皆知的，仅此一人。很多人要说普法是为了更好的统治，但是普法的结果同样能够使得民众通过法律来保障自身的合法权益。秦国统一税收制度的推行，就是依赖良好的普法工作，自商君之后，秦国的贪官污吏几乎绝迹，这一点为华夏历史所绝无仅有，穰侯魏冉的无尽家财也是其在征战中掠夺所致，并非从秦国民众身上搜刮而来，这与后世的贪官污吏还是有本质的区别。
五、商君制定的秦法是具有很多保护民众权益的法令的。未成年人犯法，仅仅拘禁，待成年后依法论刑；徭役是有工钱的，自带饭食一天八钱，官府管饭的一天六钱；一户不能同时征调两人服徭役，否则官吏问罪；犯罪服徭役的也会有四十天的农忙假；冬天服徭役三天只需完成夏天两天的工作量；婴幼儿随母亲服徭役的，官府每月配发半石粮食；女人服徭役做针织等擅长的工作，和男子同工同酬。这些都是《云梦睡虎地秦简》中有明确记载的。如今尚未全文公布的里耶秦简，相信有一天公布后会有更多实证。
六、商君的秦法中注重环保、卫生等情况，春天禁止过早的滥砍滥发；夏季之前禁止过度捕捞，严谨投毒竭泽而渔；禁止倾倒没有燃尽的草木灰，以防引发山火；外来商旅的车架需要通过火熏，防止牲畜的寄生虫传播；凡此种种，都极具前瞻性，这与后世封建王朝的法令具有天壤之别。
可惜，如此完备、公平、彻底的法家，却在儒家的诋毁之下，被后世口诛笔伐了两千余年，秦亡之后，再无法家。
但林柰没把这些都说出来，只是把自己知道的整理一下，再跟皇后说。